1949年3月25日早6时，党中央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抵达北平西郊清华园火车站。当晚进驻香山。
香山和海淀一带是在1948年12月14日解放的，随后于1949年1月相继建立了17区（辖香山）和18区（辖海淀镇）区级政权机关。当时，区政权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在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社会秩序。郊17区政府还配合市建设局修筑了从香山、玉泉山到颐和园的道路。这是北平解放后所建的第一条道路，也是为党中央直接服务的第一条道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就成了香山和海淀地区政权机关的首要任务。
为了加强西郊的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调徐守身、张锋分别任郊五、郊六公安分局局长。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在中央社会部和市公安局双重领导下，由中社部工作队、便衣侦察队、四野九纵207师和公安局郊五、郊六分局配合协同，胜利地完成的。这是保卫工作者的骄傲！也是海淀区（由16区、17区、18区合并而成）的骄傲！这是海淀区的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
面对刚刚解放、敌情严重的形势，采取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主动出击，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是保卫党中央绝对安全的首要条件。
解放前，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当时，这里麇集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党通局、傅作义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和美英国际间谍等八个大特务系统，110多个单位，特务近万人。还有国民党、青年党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00余人。随着三大战役的迅猛展开，在北平解放前夕，又有一批国民党特务骨干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逃亡到这里。北平的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总数几乎达到2万人，占当时北平总人口160万人的1/80。也就是说,北平在解放前夕，每80人中就有1名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尽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龟缩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但是，他们仍然比较从容地作了“应变”计划，采取“整退零进”、“多层次多战线潜伏网”的策略，部署了潜伏台组几十个，其中有的就是专门搞暗害刺杀的行动小组。特别是解放后，国民党又从台湾直接派遣一批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如解放初期三次潜入北平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派员”段云鹏组成的“华北行动组”，在他们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20余人。当段云鹏第三次潜入平津时，被天津市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对于敌人的上述情况和阴谋，我精干善战的平津情报站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根据党中央制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市委制定的“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先行动后情报、先国内后国际”的方针，把10个情报站统一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侦破力量。首先，在市公安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肃清反革命特务工作。共产党一进城，就主动出击，先后破获了九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台组。同时通过强有力的工作，迫使特务头子、骨干和特务分子秘密坦白自首、秘密登记。3月初，进行国民党特务公开登记，并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北平国民党特务核心成员——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的秘密自首，带领和影响了一大批特务秘密自首登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自开始反动派分子登记工作以来，自8月4日～20日，已有反动党团区级以上负责人及特务分子等46名自动进行登记。其中包括铁路特别党部委员2名，区党部委员6名，三青团区队长4名，保密局、党通局及伪国防部二厅特务16名。并交出一部分组织及反动证件26件。工作开始时，各局处等直属单位均由行政首长亲自负责领导进行准备及动员工作，计划局曾召开两次动员大会，并结合小组讨论及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动员。在动员大会中，首先揭发了许多反动党团分子不老实的态度，并打破他们中的怕不宽大，怕受训，怕职位受影响，怕过去没有讲现在讲出来不好等思想顾虑。同时强调指出只有自觉负责，讲真话才是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该部直属各单位并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共计出墙报237张，漫画48张，诗歌快板47首，此外尚有黑板报和广播等。各单位职工也热烈地展开了检举工作，8天中共举发反动分子400余名。动摇了国民党特务“应变潜伏”破坏计划，并迅速使之走向失败。这就为保卫党中央绝对安全，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因此，有效地打击特务们的刺杀暗害和其他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及时破获重大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成为保卫党中央绝对安全的第一要务。当时，这一任务在香山和海淀地区是非常严重的，也是很多领导同志所关心的。中共中央在香山驻下来以后，中社部部长李克农和主管中央警卫工作的其他领导人，几次在专门工作会议上，要求郊五、郊六分局长徐守身、张锋在做好各项安全保卫、社会治安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对本地区敌情的调查研究，特别要加强现行反革命破坏案件的侦破工作。
解放前，包括香山、海淀在内的西郊地区有3.1万余住户，居民13.8万余人。这里名胜古迹多、中外达官贵人的花园别墅多，有中外驰名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当时人们甚至包括国民党当局都称清华、燕京是“小解放区”）。此外，西郊又与门头沟、昌平等老革命根据地毗邻，这里有我活跃的情报工作。解放前，这两所大学和我情报站，就成为国民党各大特务系统的主要破坏目标。当时，军统头子戴笠就派遣安置了他的得力亲信、军统少校钱宇年进入燕京大学，在校内外发展特务，在清华、燕大、青龙桥的颐和中学和海淀建立特务据点，直至在燕大特务学生的宿舍内建立了监听电台妄图测听截获我方情报。此外，党通局（中统）、傅作义的剿总二处、人民服务大队、国民党青年军208师、清共委员会、阎锡山的特务和美英的间谍，等等，也都建立了他们的工作网络。这就是西郊地区不同于北平其他郊区的敌我斗争形势的一大特点。
西郊解放后，特别是党中央迁驻香山前后的两三个月内，这个地区连续发生的严重敌情，基本上都是上述那些残余敌人干的。他们在要道路口、涵洞桥梁安置爆炸物，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破坏党群关系和党的威信，直至搞暗害刺杀活动。
在中共中央在香山驻下来的第五天，也就是1949年3月30日，在挂甲屯分驻所管界的圆明园双鹤斋三仙洞内，发现了我“十八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干部董俊岭的被害尸体，凶手还夺走死者的手枪。中央社会部、市军管会、市公安局非常重视此案。由郊六分局局长张锋亲自动手侦破。经过侦察，在案发后的第三天，将凶手李克勤抓获。
李克勤是一个大地主流氓，一贯仇视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去年蒋匪208师1团政工室主任李行森，介绍李匪加入该团作特务工作；唐山解放后，即潜来北平。董峻岭曾在为208师做地下工作，对李克勤罪恶行为知之甚详。北平解放后，曾再三规劝李克勤立功赎罪，并令其报告他的姐夫伪军统局特务王文彬罪恶活动；孰料李克勤怙恶不悛，竟阴谋毒杀董峻岭，于三月十日下午四时，将董峻岭诱入圆明园故址双鹤斋三仙洞，骗取董同志手枪后，即在三仙洞内将董峻岭枪杀，事后用大石板覆在董峻岭尸体上，企图灭迹。我公安局郊六分局根据种种线索，终于4月2日将李克勤捕获，并在其妻李笑娟姑母家（本市宫门口头条19号）地下起出李克勤所劫之手枪及子弹20粒，李匪对其行凶事，供认不讳。
这些死硬的反革命特务，是对党中央安全的最大的威胁。当时，在青龙桥，根据群众和我方的侦察关系反映，发现党通局特务分子在这里有活动。郊五分局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拨掉了这个钉子。
针对社情复杂、治安混乱的局面，采取与肃特同步并进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力量消灭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是保卫党中央绝对安全的另一个重要客观条件。
解放前的北平属于非生产城市。特别是经过日寇的八年侵华战争，美蒋反动派发动的四年内战，北平已被日寇、汉奸、国民党糟蹋得不成样子。当时的北平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兵痞流氓恶霸横行，土匪盗贼猖獗、反动会道门肆行无忌。再加上交通管理落后，交通事故频繁，伤亡人数惊人，这些都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
针对上述情况，北平市委一进城就发出了“安定社会秩序，消灭混乱现象”的指示。市公安局制定了“有计划地集中力量消灭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的计划，强调肃特与治安工作密切结合，同步并进。3月24日，根据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指示，由各个方面人士参加组成了“北平治安委员会”，全面展开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枝弹药，打击匪盗，收容乞丐小偷；取缔金银黑市，打击金银犯罪；整顿摊贩，加强交通管理；全力改进作好以户口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等项工作。使社会的混乱现象逐步好转，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起来。
为安定社会秩序、消灭混乱现象，社会治安方面的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郊六分局集中力量，收容处理了散兵游勇，使西直门关厢、海淀镇社会秩序大有好转。对发生的抢劫和重大盗窃案件，在各方面协同下，集中力量及时破案，有效地打击了惯匪宿盗的气焰。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为做好党中央迁入北平的警卫工作，早在1949年1月，中央社会部在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就办了便衣侦察队训练班，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友和沈平。
3月上旬他们到北平后，中央社会部李克农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中央迁平时搞好西直门到香山一线的便衣警卫工作，加强对西郊公安派出所和检查站的指导，监督使用旧警察；做好西郊社会面的调查控制工作，做好党中央的警卫工作。
3月21日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决定，联合建立西直门、海淀、青龙桥三个检查站；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各检查站。分驻所在行政上由公安局领导，业务上受公安局、便衣侦察队双重领导。3月23日建站完毕，3月24日领发了证件，勘察了地形，对清华园、华北农村试验场、海淀镇等社情和警卫重点地区作了调查摸底。
为加强警卫力量，中央警卫团抽出一个连，北平纠察总队抽出一个中队以加强香山、玉泉山、颐和园、海淀、西直门路线的武装警卫。207师也抽出一部分兵力参加各检查站工作。3月25日上午，清华园车站为主要警卫目标。由中社部工作队负责，市公安局配合，外围由便衣侦察队和207师控制。李克农、谭政文还到场检查落实情况。
中央五位书记抵达清华园车站后，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选定了八辆小汽车迎接，其中一辆装置防弹玻璃的车由毛泽东乘坐。车队在刘进中乘的吉普车引导下直抵颐和园。下午4时，高富友检查了由颐和园通往西苑机场警卫路线的部署情况。党中央参加阅兵式的车队由中社部工作队队长王范引导，下午4时半抵达机场。
阅兵结束后，当车队到达香山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下了车，周恩来生气地问王范：“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当时，往返于颐和园和西苑机场的道路都是石块或碎石铺垫的公路，王范的引导车车速有60迈，后面车队的每辆车都颠簸得很厉害。对这种后果王范未加考虑。他回答说：“我的车开快点，赶在前头，如果敌人埋炸弹，先炸死我。”周恩来听后再没有批评，而是提醒他们应该注意什么。这时毛泽东对高富友等人说：“我们来北平比过去蒋介石搞的还森严。我们战士的枪都对着人家，多么不好看！”原来，由于我方在路上机械的按照路线警卫布防，每隔100米设一岗哨，哨兵端着长枪，面向路外，有时就会出现哨兵的长枪恰巧正对着老百姓。这些情况都被毛泽东注意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这么关心警卫工作，对警卫工作指导得这么具体，这对保卫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从这一天开始，直到9月底党中央领导同志从香山迁到中南海，在香山到西直门这段警卫线上，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保证了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警卫部队顺利圆满地完成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任务。紧接着又开始了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当时人人精神振奋，士气高昂，许多人自觉地写下决心书，立下誓言：不怕苦，不怕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证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神圣使命。
开国大典是全国人民大喜庆的日子，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警卫部门对大会的会场四周及市内、郊区都有计划地进行了严密的兵力部署，中央公安纵队一、二师的七八千人都处于高度警觉之中。一人一岗，三个人一个巡逻组，遍布在市内和郊区，并且牢牢地控制了市内各制高点（当时各城门楼和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是市内最高建筑）和重点区域。“特等警卫模范”（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的警卫任务结束后，1950年总结表彰评定的）宿新起带领两名战士守卫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惟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道，无关人员严禁上天安门城楼；班长吕志峰等在前门楼监视着四面八方；班长马瑞祥带领两名战士理直气壮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巡逻在解放前“华人和狗不准入内”的东交民巷使馆区，昔日傲慢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大使馆在那一时刻门窗紧闭、门前冷落；战士王树仁警惕地守卫在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地；副班长雷双才在玉泉山警卫着正在病中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团部文印员李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当服务员……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一个警卫战士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之中。那天负责开国大典安全工作的还有北京市公安总队、各单位的保安人员等，近万名战士在为开国大典的安全努力工作着。
开国大典那一天，作为被推选出来的观礼代表黄志宏同中央公安纵队二师的100多名代表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处。虽然有幸成为观礼代表，但公安纵队二师的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更是警卫人员，一旦发生特殊情况，将会立刻投入到警卫任务之中。
下午2时50分，震惊世界的神圣时刻终于来到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兴奋激昂的声音宣布：毛泽东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霎时，天安门广场30万党政军民激动万分，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亲手按动升旗按钮，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五星红旗在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中央地带、在国歌和28响礼炮的伴奏下徐徐升起。国歌声、礼炮声响彻天安门广场、响彻中华大地、响彻全世界！
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每一名警卫战士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历时3个小时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的开国大典胜利圆满地结束。
为了保证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在人少任务重，有时又有临时警卫任务的情况下，许多警卫战士几天几夜没有休息，有时一天也只能吃上一顿饭，连续值勤十几个小时是常事，却没有一个人抱怨。各级干部更忙，值班、查勤，有时候还亲自站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警卫战士们忘记了饥渴和疲劳，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从而保证了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中南海召开了“保卫政协和开国大典工作总结大会”，会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在大会上对参加警卫的全体指战员进行了表扬和感谢，并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警卫战士的称赞——“警卫战士忠诚可靠”。周恩来总理也赞誉警卫战士们是“埋头英雄”。
在保卫开国大典的过程中，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开国大典，公安中央纵队与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担负了保卫任务。驻中南海的两个警卫营，在大会警务处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会场周围的保卫和整个中南海内部的警戒。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两个警卫营，除原有警戒外，又在重要的和复杂的地段增设了33个固定哨和3个游动哨。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还开展了普遍巡逻，每个战士下岗后都自动在防区内巡逻、搜索，以防任何细小的漏洞发生。工兵班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严防敌人埋设爆炸物。还派出一个排在防空地区挖掘了200余米的防空壕。第一师还负责复兴门西侧、安定门右侧、宣武门右侧3个防空区域的警戒和防空工事的看守任务。第二师派出了43名干部、战士参加政协大会警务处工作，担负大会会场内部和代表的随身警卫。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第一师、第二师除继续担负上述任务外，第一师又担负了天安门前周围13个制高点的控制任务。两个警卫营，还担负了天安门上下的警卫任务。
在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举行开国大典期间，暗藏的特务蠢蠢欲动，会场内外的保卫工作异常紧张。为了配合大会的保卫工作，全纵队组织了市区和郊区的敌情调查，协同公安机关侦察搜捕暗藏的特务分子。在近20天的工作中，仅在西郊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特别是对中央首长经常经过的公路，防范更加严密。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都加强了戒备，防止暗藏敌人乘机破坏。在此期间纵队所有领导的思想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千方百计地防止各种问题的发生。
开国大典的现场警卫工作由“便衣警卫队负担”。为确保开国大典的现场警卫工作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原则，并于1949年7月18日，根据中央和公安部的指示，成立了“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便衣警卫队的成员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有从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干部训练班来的，有从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便衣队来的；还有来自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和市公安局二处侦查科机动队的同志，共计276人。
1949年9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以便衣警卫队为基础，成立了警卫科，隶属于保卫处。当时遵照公安部的指示，便衣警卫队承担了保卫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任务，根据保卫工作的需要，设立了16处据点，派出便衣警卫人员29名，他们化装成三轮车夫、修鞋匠、水果摊贩、卖小吃的、卖烟的、修脚踏车的，并在各据点间设了游动便衣勤务，担任各据点之间的联络工作与沿途警卫任务。还在中山公园内设置了一个秘密情报站，专门负责收集警卫情报，及时与中南海警卫处联系。
保卫开国大典，公开的警卫工作由公安总队担任。便衣警卫则一部分分散到游行队伍中，进行随机控制，以防出现意外险情；另一部分则与有关派出所共同负责会场四周制高点的控制。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公安部、市公安局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设立了大会临时指挥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任总指挥，市公安局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任副总指挥。任务分工：天安门城楼上和天安门往东至东单，南至崇文门、前门由公安部负责；天安门往西至西单，南至前门、宣武门以内由北京市公安局三处负责；天安门以北至景山、西到南长街，东至南、北河沿由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故宫内由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负责；公安总队派两个连负责堵路口，中心会场外围由各分局、派出所组织民警和群众治安积极分子分段巡逻，昼夜不停。各单位于9月30日晚上12点左右都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开始清场、戒严，进行硬性控制。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都由市公安局承担。为了使永载史册的第一个国庆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北京市公安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扬。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天安门后边午门前边由关瑞兰等女警队负责。开国大典那天早上，关瑞兰等女警队的队员们起得很早，分队长向她们交待了任务，因为这次警卫地点是在天安门后边午门前边，场地大，又要有个别人往返到天安门上送水，人员也比较多、比较杂，警卫工作比较难。所以大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由于她们平常生活很困难，每天吃粗粮，每周改善一两次伙食，吃些细粮。“十一”这天特别照顾她们，每人发了面包和小香肠作为中午饭。她们匆匆地吃完早点就从驻地出发了。当时下着小雨，她们分队也没有车，整个大队也就有一辆吉普车。所以她们只好从西四乘有轨电车赶到天安门。每个同志都按分配的任务去上岗。
女警队员们当时心情也非常激动，她们虽然离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首长很近，也很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她们也真想多喊几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但是她们还是严格地遵守着纪律，因为她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对毛泽东主席的敬爱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激动心情。
东至棋盘街，南到前门顺城街，西至石碑胡同，北到西长安街，由高碑胡同派出所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刘朝江当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高碑胡同派出所工作。这个派出所是1949年6月，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时新建立的一个中心派出所，所长是从老区来的干部宋克栋。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就在内七分局管界，而高碑胡同派出所则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所以说这个地区的保卫任务十分繁重。
况且该区政治治安情况比较复杂。北平解放初期，这里治安秩序混乱，特务破坏，抢劫、凶杀、重大盗窃案件都有发生；散兵游勇、无业游民、乞丐充斥街头。随着全市的清理、整顿，这个地区的治安秩序逐渐好转了。特别是八九月间，为保卫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一批特务分子，逮捕了坚决反共反人民的王凤岗武装特务，陆续收容了散兵游勇和乞丐，整顿了市容。这里的秩序和全市一样，空前良好。但是，据内七公安分局长李超在动员会上说：敌情仍很严重，国民党潜伏特务尚未完全肃清，派遣特务窜入大陆搞破坏，有的专为破坏全国政协会议。因此，要求全体公安保卫人员要百倍提高警惕，思想一点也不能麻痹松懈。
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的刘朝江等公安干警，当时身着豆绿色的公安干部制服，头戴豆绿色解放帽，圆形的帽徽上镶嵌着“公安”两个耀眼的字，胸前别着一枚带有红色天安门轮廓的圆形证章(代替出入证)。他们神气十足地在管界内的胡同徒步巡逻，预防犯罪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维护管界内的良好秩序，注意发现管界内有无异常情况。在他们巡逻的区域内既有特嫌，也有抢劫盗窃嫌疑犯，还有隐匿枪支嫌疑的人。对这些人的问题，由于一时查不清楚，已列为重点户进行控制。在巡逻中，对这些人的动态要格外加以注意。这个地区面积虽然不大，但来回穿梭巡逻，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走累了，回派出所歇歇脚，再出来巡逻。由于紧靠天安门广场。他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场上的千万面红旗和密密麻麻的队伍。天安门城楼也尽收眼帘。此时，干警们多么想去饱览一番这难得的热烈而庄重的场面啊!然而，他们的任务是巡逻。只好驻足翘首而望，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这里，继续巡逻。
开国大典的纠察任务由华北大学学员邹玉光所在的俄文大队担负。这一任务，是在1949年9月下旬宣布的，大概是9月25日左右。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高兴极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保卫处，以开国大典筹备会保卫处的名义，为纠察队举行了授旗仪式。因为邹玉光是第一中队第一班班长，所以领导让邹玉光代表纠察队上去领了队旗。旗子是红底，上面绣着黄色大字“纠察队第一大队”。从旗面上的字看，好像还有第二大队，其实只有他们这一个纠察大队。
在举行授旗仪式后，纠察队员们操练和学习了几天。纠察队员穿的衣服仍是华北大学的灰粗布制服，但是将“华北大学”的胸章取了下来，换上纠察队的胸章。纠察队的任务从9月30日夜12点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有其他部门的同志协同参加)，封锁出入口，只准出，不准进。10月1日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一线，检查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伍是否携带禁止带入场内的物品，如照相机等。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清华大学领队马约翰教授带了一架照相机，纠察队员告诉他“按照规定，照相机是不能带入会场的”，他便很愉快地接受了劝告，没有再带进去。
俄文大队从9月30日午夜清场时起，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执勤，不是站着就是来回走动，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完完全全是在高度的热情和兴奋中度过的，直到10月1日深夜才撤离。撤离前，他们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慰问他们说：“华大同学辛苦了!华大同学辛苦了!”他们则在城楼下齐声高呼：“请毛主席回去休息!请毛主席回去休息!”直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了城楼以后，他们才整队回校，到达学校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了。
在开国大典那一天，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亲自上阵，市委组织部长刘仁始终站在东三座门那里，指挥游行队伍有序通过。为避免群众过于兴奋发生拥挤，他特意关照，踩掉鞋子也不要弯腰去捡，以免混乱，所以群众游行队伍过完，往往能捡回一大筐的鞋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下午，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金水桥以南的许多群众为了看清他，一下子涌向了天安门。
虽然金水桥以南事先设有标兵线，但无法挡住潮水般涌来的群众，一时秩序大乱，桥栏杆被挤得直摇晃，如果栏杆被挤断，许多群众就要掉进护城河里，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瑞卿部长当机立断，迅速调来了两个连的兵力，将拥挤的群众堵住、疏散，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
1949年8月，山东军区徐州防空站李树刚正在上海近郊常熟县虞山镇华东军大电讯大队第二中队学习。一日早饭后，叶文年指导员要李树刚和胡志明、刘蕴文、宋丕华等24人到中队部集合，同时宣布了上级让他们提前毕业、分配工作的命令。大家立即打好背包，在李学才副中队长的带领下乘船出发，当晚抵南京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联处。经其分配于次日即随山东军区派来迎接的干部北上徐州，到三野第24军司令部报到。次日下午，皮定钧军长、彭冰山副政委、赵俊参谋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然后传达了当前形势与任务，并当即宣布由该军原通讯科人员和李树刚等军大毕业生组成5个防空站，工作上隶属山东军区，分别进驻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等地。李树刚被分配在徐州站，由第24军营级参谋朱晃任站长，李树刚和刘蕴文、胡志明等三人为报务员，配有200瓦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另有一个通讯班，位于云龙山顶放鹤亭和兴化寺内，居高视远。徐州站业务上往南对上海、镇江、南京，往北对济南、青岛、邯郸以及各站间的横向联络，每隔20分钟呼叫一次。即使无事时亦戴耳机静守机旁，做到随叫随到，一旦发现敌机立即将其数量、类型、飞行方向按规定之密码迅速北传。
其时，国民党前线空军基地设于舟山。在那里起降的主要为D-51型野马式单引擎战斗机和D-38型双引擎蚊式战斗机，它们续航力小，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陇海线。另有B-24型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或B-25型双引擎轻型轰炸机基地多设于台湾，其续航能力虽然大得多，但因基地南迁且需战斗机随行掩护，其活动范围比之淮海战役时亦大大缩小，轻易未敢向北深入。诚如《开国大典》影片中所描述的一个镜头：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计划以120架飞机编队空袭北平破坏政协会议，被蒋以活动半径太大为由未予采纳。
情况虽然这样，但在那些日日夜夜里，这批年轻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出于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一直是恪尽职守、全神贯注地监视着祖国东南半壁的万里长空，经常是不等敌机飞越长江，他们的电波早已跨过黄河传到北平总部，对空火力网早已严阵以待了。当神鹰还未驰骋长空护卫国土的那段岁月，正是依靠这批“千里眼”和“顺风耳”，国家的领导人才能在北平平安地共商大计，让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
跨进香山静宜园大门，沿着小河谷旁用巨大石块铺起的汽车路婉蜒而上，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建筑物是茂密树林掩映下的一所白色石基、白色墙柱、绿色栏杆围起的院落。院内葱郁树荫下一幢幢白色石头建筑傍山而立，浓绿之间衬出几许洁白，显得那么宁静而典雅。这就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的第一个专用电话局——香山电话局的所在地。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开始，中央军委三局就开始了接管北平电信系统的准备工作。军委三局王诤局长、王子刚副局长等，率领部分人员从当年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附近的高家庄移驻良乡，组成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接管部主要领导人立即进驻北平电信局，并与中共北平电信系统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具体商议接管北平电信系统事宜。在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接管北平电信系统的工作。
北平市军管会电信接管部完成接管任务后，在大力组织恢复通讯，保证“解放一城，通达一地”的同时，把做好迎接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的通讯组织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列入日程。
中共中央的通讯保障，无论在延安还是在西柏坡，主要靠有线通讯，由军委三局电话队承担，设立一部或几部磁石电话交换机，各有若干分机，分设到机关各部门和首长住地；与各大军区的通讯，主要靠无线电台联络。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一要继续指挥解放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二要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全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率领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一个较为先进的能与全国电信网络相连接的通讯手段，才能保证指挥顺畅。军委三局、北平电信接管部决定首先在中央首脑机关驻地香山筹建专用电话局。
为了确定建局方案，1949年2月初，接管部领导成员、军委三局办公室主任李玉奎刚刚完成接管工作，立即奔赴香山，走遍了香山园内及其周围地区，了解中央首长、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分布情况。香山园内原有一个隶属于旧北平电信局的营业处，装有100门供电式电话交换机，从局的规模及所处位置都不能满足中央首脑机关进驻香山的通讯需要。因此，决定易地新建。根据中央主要领导人员和办事机关驻地安排，选定香山慈幼院的理化馆作为建局地址。
局址选定后，建局工作立即开始。工程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安装一部150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及中继交换台和相应的电源设备；二是架设香山园内周围地区中央及军委机关的用户电缆和线路；三是扩充由香山至北平市内的电话线路，借以使专用局与市内电话网及全国电话网勾通。2月中下旬，三部分工程陆续开工，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除少数军委三局电话队的同志外，绝大部分是北平电信局的工人。
军委三局的领导一到北平就决定为中央机关安装自动电话。于是接管部派遣北平电信局工程师娄彦厘到已接管的各部门物色可使用的自动电话交换设备，最后选中一台150门西门子式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和无纽式中继交换台。2月中下旬，选派了五六名政治可靠、技术熟练的机务员在南局（即现在厂甸局）机房大楼一楼整修。
北平市军管会对中央进驻北平后的通讯问题非常关心。3月初，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专程来到电话局检查通讯准备工作，看望整修机械的工人。叶剑英由李玉奎陪同来到工作间，向工人们询问工作情况和机械性能，勉励工人努力工作。随后又视察了电话三分局机械室、长途机务站和长途机械室等部门。
设备投入使用后的经常性管理、保养和优良的服务更为重要。北平电信接管部决定派彭润田去香山担任局长，全面负责专用局的工作。彭润田原为军委三局电话排排长，1944年从晋察冀军区调到延安电话排，一直直接为中共中央电话通讯服务。他熟悉中央通讯的特殊要求，熟悉中央首脑机关的同志。3月9日，彭润田到达香山。这时整修交换机的工作已经完成。3月10日，装机工作正式开始。
2月末3月初的香山，到处堆积着残雪，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架设线路的人员在山间野外凛烈寒风中施工，栽电杆、架明线、挂钢索、接电缆，地冻得梆梆硬，要一根一根地栽好电线杆，把几百对电缆接起来，困难可想而知。室内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没有取暖设备，要竖机架、装机械，编扎缆线、焊接大量机间连线，任务相当繁重。全体人员不畏天寒地冻，争分夺秒，以出色的工作表达解放了的北平电信工人迈向新生活的无限欢欣。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电信接管部副部长王子刚和李玉奎来香山检查工作，一面同大家谈心，一面详细地询问工程进展情况。王子刚要求大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告诉大家他本人就是从香山慈幼院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的。当同志们汇报完工程进度之后，王子刚夸奖同志们任务完成得好，鼓励大家继续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3月23日，机线设备安装工程如期完成，中央进驻北平后第一个专用电话局——香山专用电话局正式投入运行。
香山专用电话局机线设备安装工作完成后，除少数施工人员留局继续从事经常性的通讯保障工作外，大部分撤回到北平电信局。同时，北平电信接管部又在军委三局和北平电信局遴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认真、技术熟练的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调到香山电话局工作。到达工作岗位后，进一步进行纪律教育，明确提出工作要求：规定平日不许回家，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告诉亲友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要求每个同志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迅速、准确地保证中央的电话畅通。专用电话局首批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一些非党同志也是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当他们了解到工作的具体内容后，更加激起做好工作的强烈的责任心，一连几个月不回家，一心扑到工作上。
香山专用局被中共中央机关的首长和同志们亲切地称作“总机”。“总机”——这个延安时期对通讯部门的传统称呼，从延安、西柏坡延续到了香山，后来又延续到了中南海，直到今天。不管通讯部门的隶属关系有什么变化，中央机关总把它视为直属机关的一部分。对工作提出严格的要求，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极大的关心，尽可能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刚到香山后两天，周恩来提出自动电话用起来不如人工电话方便。中央办公厅叶子龙、汪东兴要求彭润田用最快速度安装人工电话，并限定时间解决。当天，彭润田、龚云涛就赶到城里，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仓库挑选了一台美国军用BD—96型40门磁石电话交换机和若干部美制11型磁石电话机。设备运到香山后，机务员、线务员、话务员不分工种昼夜施工，安装设备，架设线路，只用一天多时间就为中央首长装上了磁石交换机和电话机。
磁石交换机装好后，话务室同时管理两种交换台，原有的中继台负责转接市内呼叫香山的电话，磁石台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当时磁石台只装有十几部电话，装用磁石电话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位书记以及与他们电话联系最多的胡乔木、王稼祥、杨尚昆、李涛等同志。人工交换台装好后能直接为中央领导接电话，话务员们既激动又紧张。能够在电话里亲耳聆听到党的领袖的讲话声音，对于年轻的共产党员别提有多高兴了。然而中央领导人讲话大多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给一直生长在北方的女孩子带来很大困难。领导要求迅速准确地接通电话，听不懂或听错了就会耽误大事。中央领导人大都习惯在夜间工作，夜里相互通话也特别多，因此上夜班就更紧张，她们就更加专心和细心。为了迅速准确地接通每一个电话，话务员们用心地背记电话号码，虽然香山局的电话只一百多部，但是对外联系日益频繁，使用自动电话的同志也常向“总机”查询北平市内的电话号码，所以背记的号码越来越多。
为保持设备运转良好，保证通讯质量，机务员们坚持每天测试全部线路，晚间检修机械，利用局内的测试手段主动配合线务员装电话、维修线路，每天的工作也是很紧张的。
香山电话局的服务区界原来只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一带，但随着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陆续迁到北平，服务区范围越来越广，电话装到了八大处、半壁店、万寿寺、遗光寺，后来还装到了中南海的居仁堂。这样，安装机器线路和维护修理的工作量日益增加，线务员们起早贪黑，不管风晴雨雪，酷暑严寒，只要有任务立即出发。他们的信念是一切为了中央的电话畅通。线务员忙不过来，不值班的机务员、话务员就一起参加架线、装电话、检修线路。
北平解放后，社会上还不是很安定，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在平津一带骚扰。当时香山鬼见愁山顶上设有警卫点，既是地面警卫哨，又是监视敌机的观察哨。为了给鬼见愁山顶警卫哨安装电话，在线务员的带领下，机务员、话务员一起出动。为缩短线路长度，提高通话质量，线路全架在没有路的地方。负责搬运器材的还可以偶尔地绕一绕走好一点的“路”，负责放线扎线的全得顺着水道陡坡从山脚直插山顶。放线的扛着大捆的被覆线在前面攀登放线，扎线的在后面绑扎，大家同心协力，只用半天就完成了任务。
为了提高大家的应急能力，锻炼在异常情况下保证中央通讯的本领，专用局的同志组织了多次防空演习，模拟空袭情况下架设总机、抢修电话线路。大家准备了应急专用器材和工具，埋藏在附近山坳里，一声令下立即拿起备用工具、器材奔上战斗岗位。演习中不少同志做过以人体代替导线的试验。磁石电话机摇把一摇能发送出几十伏交流电，通过身体还真让人心里发颤，参加演习的同志硬是不松手，使电话接通。
香山专用局一建立就成立了党支部，彭润田任书记，龚云涛、刘玉茹为委员。在中直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党支部团结全体同志组成了一个政治坚定、作风朴实、技术熟练、工作认真的团结战斗的集体。那时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工作生活非常紧张但却丰富多采。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们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么亲切，那么让人不能忘怀。那时人手不多，要一天24小时有人值班，不值班的又常常要去完成临时性的装电话、修线路任务，整天的活动排得满满的。早晨6点起床、做早操，6点半开始一小时的学习，白天工作，晚上过组织生活或安排其它活动。那时中直机关经常组织上大课，专用局的同志们都参加。他们听过徐特立讲党史，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李涛讲国际形势，田家英讲党课，以及薛暮桥、杨献珍等人的报告。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当时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社论等。
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机关的同志在生活上非常关心专用局的同志们。刚到香山时，大家都在大灶露天吃饭，一盆小米饭，一盆熬青菜，伙食较差。后来就改让吃中灶。这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待遇。然而，使专用局的同志们受益更多的是，吃中灶为他们提供了接触许多老同志的机会，如田家英、于光远、王惠德以及作战室的巫志远等许多同志同专用局的同志们结识后，常到“总机”来，在交往中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传统和作风等。虽然不是给他们上课，但对他们革命人生观的建立与巩固，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自觉性的增强，对于领会党的传统，对于后来做好党交给的工作，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物质上这些老同志也给专用局的同志们许多帮助。解放前电信工人生活是很苦的。北平解放后来香山工作的同志衣着很单薄，作战室的同志常把一些军棉衣裤送给他们御寒。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一天，香山至西郊机场附近的电话线坏了，总机的两位同志去查线，雪深没膝，一位同志脚上的布棉鞋前头、后跟都飞出了棉絮，要不是巫志远及时送来胶棉鞋，在没膝大雪中来回步行两天，他真要把脚冻伤呢！
香山虽然远离市区，但在那段时期，生活并不枯燥。“总机”有个小图书室，大部分藏书是个人带来汇集到一起的，也有的是中直机关同志送给的，有政治理论的，有文学艺术的，有文化科技的，大约有200多册。图书有专人管理，但实行开架借阅，自觉登记，阅毕退回。这里的黑板报也经常更换，有时事报道，有心得笔记，有诗歌，有快板，有批评，有表扬。有一篇板报诗歌还曾受到田家英的赞扬。有位话务员画的一手铅粉画，借着一次进城的机会带回了毛笔、铅粉和纸张，她细心描画，着意匀粉，花了好几天工夫，一幅毛主席像光彩熠熠地展现在眼前，端端正正地悬挂在图书室正面的墙上。总机庭院中央大房子里有个乒乓球台，李质忠、廖鲁言等常来这里打球。“总机”东大门外有块空地，总机的同志们在一角挖了沙坑练习跳高、跳远，另一边竖起单只篮球筐打半场篮球。晚饭后常和中直机关的同志在空地上一起打排球。1949年“五一”劳动节，北平市举办了一次大学排球赛，总机的几位同志和办公厅的李树槐、中宣部的王惠德等曾组队代表“劳动大学”参加比赛。
总机的同志们虽然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但是见到领导人的机会也是不多的。夏日的晚上，朱德总司令常在康克清陪同下散步，从总机庭院穿过，有时还停下来询问同志们的工作学习情况。李克农、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也来过总机看望大家。其他中央领导人就很少见到。1949年5月，毛泽东在行政处大操场接见青代会代表，不值班的同志一下子跑去好几个，虽然人很多挤不进去，只能远远地看看毛泽东，但仍使同志们很激动。
1949年六七月以后，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的活动逐渐多起来。开始时，差不多是白天在城里工作，晚上回香山休息，后来搬到城里的机关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地多起来，专用局的工作重点也逐渐往中南海转移。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机关仍有许多部门留在香山，“总机”的任务仍然不少。
1949年7月15日，新建的中南海专用电话局开通，彭润田担任局长。此后，香山专用电话局成为中南海局的一个支局。1954年后，随着中央机关全部撤离香山，香山专用局改为民用电话局。这个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后的第一个专用电话局，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由军委电信总局负责。10月1日早晨，局长王诤来到现场，再次对主席台的扩音设备和各方联络进行了检查。主席台中央安设了灵敏度较高的大理石炭质话筒，城楼两侧安装了美式“九头鸟”扩音喇叭。
金水桥石狮子前安装了固定有线电话筒，供聂荣臻总指挥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时使用。阅兵指挥部设有15瓦的短波电台，V101报话机和SCR284收发信电台。军委电信总局李潜修负责现场通信联络的组织和协调，谢跃恒、袁玉体分别负责与受阅部队对空指挥台和南苑机场塔台的联系。
为了便于同天安门城楼和东、西三座门、千步廊各分指挥所联系，阅兵指挥部还开设了有线电话总机，并与南苑机场建立了专线电话。
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由东向西前进。沿着受阅部队排列的东长安街、崇文门内大街、台基厂大街和东交民巷，每一二百米设有一名步谈机员，随时报告部队行进位置。
在城楼红墙下，总台领班员雷洪用美式步谈机，与东三座门各联络点的步谈机通话，引导受阅部队依次有序进场。“长安3号、4号，队伍跟进”，“防空2号报告……”，“南苑1号，起飞高度……”，指挥部不断地通过电台和联络员向部队发出命令，各电台和联络员也不断地报告着部队的情况。谢跃恒、袁玉体头戴耳机，不停地呼叫、通话、记录。
开国大典那一天，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坐在后卫车上，背着为主席准备的保温瓶、茶杯、麦片、点心(实际是小面包，因为毛泽东不爱吃太甜的食物)。随身带这些东西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因为当时情况很复杂，阶级斗争很激烈，怕敌人暗算领袖。不仅对毛泽东是这样，对其他中央书记也是如此，凡是他们食用的东西都由卫士专人负责。为了携带方便，卫士们把保温瓶和茶杯分别装在蓝布套里，套有长背带，行动时一背就走；用时解开布带就能取出，很方便。卫士李家骥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内心无比激动，暗暗庆幸能有机会观看这种壮观景象，置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画面。工作人员虽然可以在主席台走动，但毕竟不是主席台上的主要角色，所以，只能和服务人员老实地呆在后大厅里。但在这样绝无仅有的时刻卫士们哪能那么老实规矩!他们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一饱眼福。
李家骥进到大厅后，准备把保温瓶、茶杯、食物等放在一个地方想好好观看盛况，因为背着这些东西不方便，也不雅观。正在他要放东西时被汪东兴发现了，汪东兴严肃指示李家骥不能随便乱放，李家骥只好仍背着毛泽东的“后勤”。李家骥和几个卫士站在主席台和大厅相通的过门，不仅能看到眼前领导人的活动，又能观察远处广场上的壮丽景色。《开国纪事》一书封面使用一张未经技术处理的开国大典的照片，在正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泽东身后门旁有一年轻人，那也是李家骥。
新闻记者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了，马上争先恐后抢拍镜头，恨不得把全部领导人一举一动都“装到”相机里。在记者给中央领导人照相时，躲镜头是对工作人员的一条纪律要求。但记者为了抢拍领导的镜头常常顾不上背景或身旁身后还有什么人，即使这样，工作人员们也都能自觉地配合记者拍摄工作，但有时因客观条件也躲不过去。李家骥和李银桥、王鹤滨等离毛泽东很近。叶子龙提醒他们闪开，由于人太多，加之离毛泽东太远也不行，结果还是被照相机装进了镜头。后来放映的开国大典的影片中，在毛主席左侧后有一个背保温瓶的青年一闪而过，那也是李家骥。
章节错误，点此报送，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